1984年开业时，安克雷奇市西戴蒙德大道上的Costco似乎并不代表食品的未来。这座仓库本质上就是个棚屋，颜色像不新鲜的咖啡，它提供的是阿拉斯加人为之疯狂的那种产品和折扣：大份量的日常食物，比如花生酱和番茄酱，以及驯鹿香肠等当地人的最爱。阿拉斯加的环境极为恶劣，人们需要花费数小时甚至数天的时间出行购买食品杂货，这使得Costco一经推出就大受欢迎。
如今，这里的停车场有点杂货店的味道，到处都是经过加高改装、带有外挂车架和防滑轮胎的四轮驱动车，以及看起来更像移动堡垒的移动房屋。这里卖的东西也很特别：氯丁橡胶救生服、绞肉机、枪支保险箱。
在巨大的商店内部，一辆辆满载的购物车看上去就像是自己在过道里行驶着。加布里埃拉·佩莱萨就推着这样一辆推车，这个十来岁的少年要买的东西包括两头全猪，每头20公斤。
佩莱萨轻描淡写地说，“我们想要的东西，他们都有更大的版本。”与此同时，她的妹妹正坐在推车上吃着Costco热狗。
作为这家零售商的首批分店之一，安克雷奇的分店一度看起来像是一个专注于末世求生的异类，但如今它显示了Costco的远见卓识。
“2020年，大约四分之一的人口囤积了不易腐烂的食品，”市场研究公司Packaged Facts的詹妮弗·梅普斯-克里斯特说。今天，超过一半的人在这样做。梅普斯-克里斯特说，虽然疫情是一个加速器，但是这种趋势在此之前就开始了，其驱动力是对气候变化和经济不稳定的担忧。
2019年，四分之一的美国消费者在Costco购物。如今，这一比例接近三分之一。Costco是世界第三大零售商，仅次于亚马逊和沃尔玛。
但Costco的成功远不止于囤货。该公司抓住了美国消费者的心理，既能吸引精打细算的超我（“18美元12罐金枪鱼！”），也能吸引冲动购物的本我（“那台98寸平板电视我值得拥有”）。
从表面上看，Costco是一家折扣店，是一个省钱和精打细算购买杂物的地方，但它也是一种令人向往的购物体验，满足了大多数美国人的欲望：炫耀性消费。
很少有公司对我们的饮食（乃至穿着、汽车燃料或个人卫生用品）拥有如此大的影响力。Costco主宰着食品供应的多个类别——牛肉、家禽、有机农产品，甚至是波尔多的优质葡萄酒——其销量超过了世界上任何一家零售商。它掌握着数以百万计生产者的生死——其中，仅在非洲，它就拥有100多万名腰果种植者。（Costco的腰果销量占全球的一半。）它的自有品牌科克兰为它带来的收入超过了耐克和可口可乐等大品牌。
尽管取得了巨大的成功，人们对这家公司的了解并不多。其高层官员显得封闭、神秘。除了季度报告，Costco很少披露其内部运作情况。
但在亿万富翁投资者、沃伦·巴菲特在伯克希尔哈撒韦公司的得力助手查理·芒格看来，Costco的资产负债表已经说明了一切。在他去年去世前的最后一次采访中，他直接了当地说：“这是一家完美的公司。”
“一切都与信任有关。”
Costco经常被比作一种小众信仰，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会员一旦加入（全球有1.34亿人），就很少离开。
事实上，人们对这一品牌的狂热激发了社交媒体上的致敬活动，深夜节目中希望自己显得接地气的名人们说和它有关的段子，甚至还有一本关于它书——《Costco的快乐》(The Joy of Costco)。
如今，美国人日益认为大品牌是掠夺性的垄断企业，或者是残破的遗存，然而Costco却因其高工资、周到的客户服务和“对诚信的坚定承诺”而受到尊敬。位于俄勒冈州的食品品牌孵化器Launchpad的总裁杰里米·史密斯说，Launchpad专营在Costco的产品投放。
不管是不是小众信仰，Costco的精神创始人是一位出生于布朗克斯的律师，有着乌托邦式的理想和严苛的道德准则。
索尔·普莱斯出生于1916年，是来自明斯克的制衣工人的儿子，属于流离失所的犹太人和其他欧洲人那一代，他们靠着纽约的小生意成长起来——大萧条和战后的熟食店、糖果店和当铺。20世纪20年代，全家搬到圣地亚哥，他在那里上了高中。
从南加州大学法学院毕业后，普莱斯的第一份工作是代理杂货店和其他商人。他拥有一种店主的气质，对顾客非常关注，斤斤计较哪怕最小的细节。20世纪50年代，他开始把圣地亚哥的空仓库改造成会员制集市，顾客只需交一小笔费用，就能以批发价买到从袜子到香烟等各种商品。这家名为FedMart的公司经营的关键很简单：留住会员，让他们年复一年地续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