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78年在北京大学法学院读书时，李克强的外套口袋里塞满了手写的纸条。纸条上一面写着一个英文单词，一位前同学回忆说，另一面写着对应的中文。
李克强如今是中国总理，他也曾是中国英语学习热潮的一份子。一份名为《学英语》的杂志当年卖出了50万份订阅。1982年，大约有1000万中国家庭——几乎相当于当时拥有电视机的中国人总数——观看了英国广播公司(BBC)的英语学习节目《跟我学》(Follow Me)，节目的台词包括：“你叫什么名字？”“我叫简(Jane)。”
英语在改变中国社会、文化、经济和政治面貌方面所起的作用，怎么说都不过分。英语几乎是中国改革开放政策的代名词，该政策将一个贫穷封闭的国家变成了世界第二大经济体。
这就是为什么当上海这个中国最国际化城市的教育部门上个月禁止当地小学举行英语期末考试时，许多人感到震惊。
总的来说，中国当局正在减轻学生的学习任务，致力于减轻家庭和家长的负担。尽管如此，许多对英语感兴趣的中国人还是忍不住将上海的决定视为对英语和西方总体影响的抵制——也是远离开放世界的又一步。
许多人称这种现象为“开倒车”或中国的“大跃退”，这个说法影射的是20世纪50年代末一场灾难性的工业化运动，曾导致人类历史上最严重的人为饥荒。
去年，中国教育部门禁止小学和初中使用海外教科书。今年早些时候，一位政府顾问建议该国每年一次的高考应该停止考英语。今年夏天，针对营利性课后辅导机构的新限制影响了很多长年教授英语的培训机构。
一些不愿透露姓名的教授表示，大学也不鼓励原版英文和翻译书籍，尤其是在新闻和宪法研究等更敏感的学科。其中三人抱怨称，一些得到政府授权教科书的质量受到了影响，因为其中一些作者是因其资历和对党的忠诚而不是学历而被选中的。
今年夏天，北京的著名学府清华大学的校长在给每位新生发了一本欧内斯特·海明威(Ernest Hemingway)的《老人与海》(The Old Man and the Sea)中文版后，遭到了抨击。他在一封信中写道，他希望学生们学会勇气和毅力。一些社交媒体用户质疑他为什么会选择一位美国作家的作品，或者他为什么不鼓励学生为中国的崛起而学习。
在一些情况下，共产党的正统理论正在取代外国文本。上海的小学可能不会进行英语测试，但本月开始，上海的小学、中学和高中将要求阅读一本关于“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新教材。每个学生都被要求在一个学期内每周参加一次课程。
共产党正在加强意识形态控制和民族主义宣传，这一努力可能会让局面回到20世纪50年代和60年代，当时中国与世界大部分地区隔绝，政治运动优先于经济增长。中国官方媒体上周广泛传播的一篇民族主义文章提到了“美国已经开始对中国发动的野蛮而凶猛的攻击”。
仅在几年前，中国政府仍在强调学习外语。“中国的外语教育不能削弱，而要继续加强，”共产党的官方报纸《人民日报》在2019年写道。该文章称，2018年有近两亿中国学生学习外语，从小学一直到大学。他们中的绝大多数都在学英语。
长期以来，阅读和说英语的能力被认为是高薪工作、出国留学机会和更好信息获取渠道的关键。
上世纪70年代末，当李克强在北京学习法律时，这个国家刚刚从文化大革命的混乱中走出来。李克强的大学同窗、现生活在北京的律师陶景洲说，李克强和同学们都想学习西方法律，但大部分课本都是英文的。教授鼓励他们学习英语，并将一些原著翻译成中文。
李克强成为了英国法学家丹宁勋爵(Lord Denning)著作《法律的正当程序》(The Due Process of Law)翻译团队的一员。
在上世纪80和90年代，许多城市里的年轻中国人会聚集在“英语角”，用外语互相交流。一些大胆的人，包括未来的阿里巴巴创始人马云，开始与少数讲英语的外国游客交谈，以提高他们的会话技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