于·达欣想离开饱受战争蹂躏的祖国，寻找更好的未来。她把目光投向了日本。
在缅甸，她学习了日语，并在缅甸一所极负盛名的大学获得化学学位。然而，她却欣然接受了在日本一家中型城市的养老院给老人换尿布和洗澡的工作。
“说实话，我想在日本生活，是因为这里很安全，”达欣说。她希望最终能通过考试，成为一名持证护工。“我还想给家人寄钱。”
日本迫切需要像达欣这样的人来填补人口减少和老龄化留下的职位空缺。自2007年以来，在这个拥有1.25亿人口的国家，外国劳工的数量翻了两番，达到200多万人。这些工人中的许多人是为了逃离本国的低工资、政治压迫或武装冲突。
但是，即使在日本能看越来越多地看到外国劳工，如便利店收银员、酒店职员和餐馆服务员，对待外劳的方式仍然是模棱两可的。政客们仍然不愿意为外劳创造无限期居留的途径，尤其是那些从事低技能工作的工人。这可能最终会让日本在与韩国和台湾等邻近地区的竞争中付出代价，甚至在与澳大利亚和欧洲等更远地区的竞争中也是如此，这些地方也在争相寻找劳动力。
在长期封闭的日本，政治上对移民的抵制，以及公众有时对正在融入的新移民的警惕，导致了一个模糊的法律和支持体系，使外国人难以扎根。根据政府数据，外国出生的工人的工资平均比日本同行低30%左右。由于担心失去留在日本的权利，工人与雇主的关系往往不稳定，职业前景不明。
日本的政策是为“最好在日本只是短期工作的人”设计的，东京经济、贸易和工业研究所研究员杨柳（音）说。“如果这种制度继续下去，外劳很可能会不再来这里。”
2018年，政府通过了一项法律，授权大幅增加允许进入该国的低技能“客籍劳工”数量。今年早些时候，政府承诺在未来五年内将这类工人的数量增加一倍以上，达到82万人。政府还修改了一项技术实习计划，该计划曾被雇主用来获取廉价劳动力，也曾被工人和劳工活动人士批评是在助长虐待行为。
尽管如此，政客们还远未放开边境。日本还没有经历过震撼欧洲或美国的那种大规模移民潮。日本的外国出生居民总数（包括不工作的配偶和子女）为340万，不到总人口的3%。在德国和美国，这一比例将近五倍于此。
日本在放松其他规定的同时也收紧了一些规定。今年春天，执政的自民党推动通过了对日本移民法的修订，如果一个人不纳税，将被取消永久居留权。批评人士警告，这项政策可能会使人更容易因更轻微的违规行为（如未应警察要求出示身份证）而被取消居留身份。
日本反对党立宪民主党成员石桥道弘在一次议会讨论中表示，这样的威胁“剥夺了永久居民的安全感”，“无疑会助长歧视和偏见。”
在另一个议会委员会上，法务大臣小泉龙司表示，修订的目的是通过确保外国人“遵守在日本生活所需的最低规则”，“实现一个我们可以同外国人共存的社会。”
外国人在获得永久居留权之前必须通过复杂的签证要求，包括语言和技能测试。在德国，政府为新的外国居民提供400小时的语言课程，每节课补贴后的价格略高于两美元。与德国不同，日本没有没有为外劳提供有组织的语言培训。
尽管政界人士表示，日本应该在日语教学方面做得更好，但“他们还没有准备好从税收中拿出大笔资金投入到这里”，厚生劳动省外籍劳工事务部门负责人川口俊德说。
这就需要各个城市当局和雇主决定是否提供语言培训，以及多久培训一次。在日本中部群马县的首府前桥市，雇用达欣的养老院运营商每月为一些护工提供一天的集体日语课，以及另外一次45分钟的课程。做饭的工人每月只接受一次45分钟的课程。
这家名为武尊会的公司的董事长樋口明表示，他鼓励员工自学日语。他说，那些通过政府日语能力测试第二级水平的人，“将得到和日本人一样的待遇，同样的工资和奖金。”
特别是在大城市之外，不会说日语的外国人很难与当地政府或学校沟通。遇到医疗紧急情况时，很少有医院工作人员会说日语以外的语言。
武尊会还采取了其他措施来支持员工，包括将新员工安置在有补贴的企业公寓里，并提供技能培训。
在一个由33名年龄从18岁到31岁的女性共用的宿舍厨房，我们可以窥见不同文化的交融。贴着居民名字的塑料箱里，堆满一袋袋Ladaku merica bubuk（一种印度尼西亚白胡椒粉）和一袋袋用来制作越南红烧肉的thit kho调味料。
在群马县，对外劳的依赖是显而易见的。在破败的山腰村庄大神温泉，许多餐馆、商店和酒店都关门了。在日本传统温泉旅馆淡岛吟松亭，20名全职员工中有一半来自缅甸、尼泊尔或越南。
由于客栈地处乡村，“已经找不到愿意在这里工作的日本人，”店主津谷度（音）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