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四，纽约州最高法院以四票对三票的结果推翻了2020年对哈维·韦恩斯坦做出的性犯罪重罪判决，这一决定令许多挺身而出指证韦恩斯坦的女性深感惊骇与沮丧，对这位知名好莱坞制片人的相关指控加速了“#我也是”(#MeToo)运动的进程。
纽约州上诉庭认同韦恩斯特辩护团队的主张，即该性犯罪案在曼哈顿的主审法官詹姆斯·伯克犯下了一个关键错误，他允许检方传召多位女性出庭作证，称韦恩斯坦袭击了她们，尽管这些说法全都没有提起正式的指控。
这些女性于是就成了“莫里诺证人”，指的是在法庭允许下就一些被告人尚未被指控的刑事罪行出庭作证。在多数意见书中，珍妮·里维拉法官说，在韦恩斯坦一案中允许这样的证词，意味着错误地“在陪审团面前贬低被告人的人格”。
在韦恩斯坦被判强迫一名制片助理进行口交和强奸一名女演员的罪名成立四年后，这次的裁决在许多法律分析人士的意料之内，他们此前就在质疑，检方在寻求赢得陪审团支持的过程中是否太过冒险。
此次裁决中，法庭正是得出了检方冒进的结论，他们和伯克大法官都违背了刑事审判的一项核心原则：对被告人的裁量应该仅限于他所受到的指控。
以下是法庭裁决的五个要点：
法庭援引了“显著错误”
法庭称，检方的两个关键策略破坏了审判的公正性：一是对莫里诺证人的使用，二是检方公开表示，如果韦恩斯坦出庭为自己辩护，他们会就他的其它数十项罪行指控和粗野、骇人的行径向他提问。
在庭审前的一次所谓“桑多瓦尔听证”中，伯克大法官说他会允许检方就28项指控向韦恩斯特提问，其中包括对其弟的肢体袭击，威胁要用一把园艺剪剪掉一名同事的生殖器，在酒店餐馆工作人员告知厨房已经下班后，掀翻了一桌子的食物并对工作人员恶语相向。
韦恩斯特的律师阿瑟·阿依达拉在2月的上诉庭口头辩论中说，这样的威胁导致韦恩斯特不可能出庭，尽管他“乞求”能有个为自己辩护的机会。
法庭在多数意见书中认同了这一主张。
“威胁通过质证强调这些未经验证的陈词，损害了被告人出庭作证的权利，”里维拉写道。“对这些显著错误的纠正应该是一场新的审判。”
三位异议法官猛烈批评了多数意见。
这三位法官——麦德琳·辛加斯、安瑟尼·坎纳塔罗和迈克尔·J·加西亚——用两份措辞严厉的意见书表达了异议，指责多数意见方延续了“在涉性暴力的案件中推翻陪审团有罪裁断的恼人趋势”。
他们说法庭无视了莫里诺证人所确立的证据；且可以看到韦恩斯特存在胁迫和操控的行为模式。
辛加斯说，此次的裁决将导致今后的性侵案件更加难以使用此类证人。
“那些屡屡利用对女性——尤其是在社会最弱势群体中的女性——的权力进行性剥削的男性，会从今天的裁决中受益，”她写道。
坎纳塔罗说，检方提呈的额外证词有助于推翻一种至今仍普遍存在的观念，即性侵必须包含“黑暗小巷里的陌生人这种刻板元素，要等受害人孤身一人时实施性侵”。
本案显然在法庭内造成了紧张的对立，这从法官陈词中的针锋相对就能看出来，多数意见方反驳了异议方的说法，认为该裁决并不会削弱提告者在刑事法庭系统内进行诉讼的能力。
“我们并没有‘对强奸文化给合意和动机的观念造成的持久影响视而不见’，”里维拉在评价辛加斯的部分异议时写道。“恰恰相反，本着我们的司法职能，我们的分析是建立在证据的基础原则和被告人无罪推定与公平审判的宪法权利之上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