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张(音)走进儿子的房间,坐了一会儿。在丈夫去餐馆上班,其他孩子上学后,她会时不时地去那里看看。
带法拉利标识的床单还在儿子的床上。任天堂游戏机的手柄在他的衣橱里。墙上挂着大象和蝴蝶的装饰画。
她的儿子彼得·王(音)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遭枪击身亡后,她收到了许多悼念、礼物和绘画作品。这天早上,琳达·张指着一封装在镜框里的信。
“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她盯着有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签名的一页说。还有一幅彼得的肖像,琳达·张说这幅画可能出自一位著名艺术家之手,但她不太确定。
“我的英语不好,”她用中文解释道。“彼得一直是我的翻译。”
六年前,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大屠杀中,17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如今,琳达·张和她的丈夫王孔峰(音)以不寻常的孤立状态在悲伤的荒野中穿行。帕克兰的其他家长公开谈论学校安全和枪支管制,竞选学校董事会席位,带头提起诉讼,成立基金会纪念他们遇害的孩子。在集体活动中,许多人找到了安慰和发泄沮丧的安全空间。
彼得的父母英语不流利,他们很难跟上这些对话,也很难采取什么能让自己发泄悲伤的行动。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法庭是一个宣泄情绪的地方,而他们在法庭上则要依靠翻译为自己说话,并且靠翻译才能对诉讼程序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我只想为彼得做点什么,”王孔峰说。“但是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我们不会说这种语言。我们不了解这种文化。”
善意的朋友和亲戚敦促这对夫妇继续生活,专心抚养他们的两个小儿子杰森和亚历克斯。但琳达·张和王孔峰并不确定继续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理会别人让他们去看心理医生的建议,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化中仍被广泛污名化。
由于缺乏人际交往和安慰,王孔峰基本上沉浸在工作中,琳达·张则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你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东西想向世界表达,但他们做不到,”彼得的表姐陈琳(音)说。她在法庭上为王孔峰和琳达·张担任翻译,同时也是一名创伤心理治疗师。“这些负面情绪已经积累了很多,等它变得太大的时候,就会更沉重地击垮一个人。”
美国梦
2022年8月,琳达·张站在证人席上,当陈琳用英语为她宣读声明时,她强忍着泪水。
“我的名字是琳达,”在法庭上,陈琳读道,她的阿姨坐在她身边,浑身颤抖。“我是彼得·王的妈妈。写这封信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失去大儿子彼得的痛苦。”

几个月前,检察官通知受害者家属,他们可以选择在对枪手尼古拉斯·克鲁兹的量刑审判中宣读影响陈述。琳达·张最初并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即使是用中文,公开谈论悲伤也会让人觉得很不自然。而且,这样的声明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但在甥女陈琳和其他一些受害者父母的敦促下,琳达·张同意准备一些文字。她觉得以这种方式纪念彼得是对的。一天早上,琳达·张躺在床上,对坐在她旁边记笔记的陈琳说出她想说的话:
彼得是个完美的儿子。每个人都跟我说,我能拥有他是多么幸运。如今,我们家在假日里都是那么安静。
陈琳以阿姨的想法为指导,翻译并起草了这份后来在法庭上宣读的声明。
琳达·张还想让世人更加了解彼得,还有很多事情,她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但现在,使用这种语言——这种她甚至听不懂的语言——就只能这样了。
对于琳达·张和王孔峰来说,英语一直是一个障碍。
王孔峰出生在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福建的农村,从小说普通话和福建方言。他不懂英语,但在21岁时,他决定搬到美国去找工作。
像许多寻求更好机会的福建年轻人一样,他付钱给蛇头,带他去了南美。然后,他和其他中国年轻人从苏里南出发,靠着乘船和徒步穿越中美洲,历经艰险。离开福建三个月后,他越过边境进入美国。那是1996年的事。
“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了,”47岁的王孔峰说。“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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