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治学家、记者谭若思(Ross Terrill)自上世纪60年代开始在中国各地旅行，这使他在中国从自我封闭发展为全球超级大国的过程中成为西方最具洞察力的中国向导之一。他于8月2日在波士顿家中去世，享年85岁。
谭若思的好友、作家菲利普·甘本证实了谭若思的死讯。他说谭若思近年来身体欠佳，但死因尚不清楚。
谭若思生于澳大利亚，他首次前往中国是在1964年，当时他刚从墨尔本大学毕业几年，而中国正处于“文革”前夕——这是一场旨在清除中国社会残余的资本主义影响的灾难性尝试，在此期间，外国人被挡在国门之外。
七年后，他再次来到中国，成为“文革”狂热降温后首批获准返回中国的西方人之一。他为《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 Monthly)撰写了一篇旅行报道，分两部分发表；该刊读者渴望深入了解北京的想法，其中包括尼克松总统，他在准备1972年对中国的历史性访问时就参考了这篇文章。
谭若思获得了哈佛大学的政治学博士学位，在接下来的职业生涯里，他一直在哈佛大学工作，主要在费正清中国研究中心担任研究员。
他的作品，尤其是发表在大众媒体上的作品，打破了新闻和学术的界限。他的许多著作，如《真实的中国》(The Real China，1972)和《铁树开花——中国五城》(Flowers on an Iron Tree: Five Cities of China，1975)，将旅行报道、历史和政治分析引人入胜地结合在一起，赢得了汉学家和普通大众的追捧。
《纽约时报》资深驻北京记者、现为本报专栏作家的纪思道(Nicholas Kristof)写道，他的著作《我们时代的中国——从共产党胜利到天安门广场及其后的中华人民共和国传奇》(China in Our Time: The Epic Saga of the People’s Republic From the Communist Victory to Tiananmen Square and Beyond，1992)“文笔优雅，引人入胜，知识渊博”，他还说，这本书“读起来就像在一家北京烤鸭店的角落里和作者边吃边聊”。
谭若思一开始对中国在共产主义统治下取得的成就非常钦佩，但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持批判态度；到了20世纪80年代，他把自己对中国的看法描述为“里根主义”。
1989年6月，在天安门广场镇压之前，他搭乘最后一班国际航班前往北京，6月4日，军方开始向抗议者开火时，他就在人群的外围。
这一经历使他不再期待共产主义政权有可能变得少一些残酷。
“我无法完全从中国这个列宁主义国家露出獠牙的景象中走出来，”1999年，谭若思在为《新闻日报》撰写的观点文章中写道。“如果‘走出来’意味着否认天安门事件的意义，那么美国对华政策也无法从天安门事件中‘走出来’。”
1992年，他与生活在波士顿的异见者沈彤一起前往中国。他很快被逮捕，之后被送上飞往香港的飞机。沈彤同样被逮捕，关押54天后被驱逐出境。
尽管如此，谭若思仍然对中国的公民社会和私营经济的增长充满希望，并鼓励西方领导人设法与他们接触。
“毕竟，有两个中国，”2005年，他在时报上写道。“一个是衰落的计划经济，一个是蓬勃发展的自由经济。一边是追求存在正当性的共产党，一边是13亿带有各自动机的个体。既要警惕专制的中国，又要与新兴的中国合作，这是一种合理的二元论。”
谭若思于1938年8月22日出生在墨尔本，但他的父母很快就把家搬到了墨尔本以东300公里左右的内陆小镇布鲁森。他的父亲弗兰克·格雷斯顿是一所学校的校长，母亲米里尔·特里尔是教师。
他在墨尔本大学学习政治学，于1961年毕业。两年后，在东欧背包旅行时，他决定继续穿越苏联前往中国。这件事说来容易做来难：他拜访了多个国家的多个中国大使馆，最终在华沙获得批准。
到20世纪70年代，谭若思在中国政府内部建立了一个广泛的消息来源网络，他以这些来源为基础撰写书籍和报道。他为毛泽东及其夫人江青撰写了传记——《毛泽东传》(Mao: A Biography，1980)和《白骨精——毛泽东夫人传》(The White-Boned Demon: A Biography of Madame Mao Zedong，1984)。
在这些书和其他书中，他证明了中国政府和西方政府一样，受个性和个人政治所驱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