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2月的一个周五下午，当四名警察来到李翊云位于新泽西州普林斯顿的家时，她没等有人提示就自己坐了下来。听到警官说到“这件事不知该如何开口”，她身子一沉，坐在起居室的椅子上，示意让丈夫过来。
李翊云已经感觉到他们带来的消息将是个晴天霹雳，尽管她无法想象是什么。警官证实了最坏的情况。她的儿子詹姆斯，普林斯顿大学的大一新生，在校园附近被火车撞死。
警察说正在调查他的死因，并避免称其为自杀。但李翊云和丈夫知道这不是意外——詹姆斯选择结束自己的生命，用了和他哥哥一样的方式。
六年多前，詹姆斯的哥哥文森特自杀身亡，年仅16岁，同样死于附近一列迎面而来的火车。2017年的那个晚上，李翊云回到家，发现两名警官在等她。警察建议她先坐下来，然后再告诉她文森特的事，所以，当他们来告知詹姆斯的消息时，她本能地坐了下来。
警察离开后，李翊云和丈夫李大鹏（音）坐在客厅里，目瞪口呆。她觉得时间在她身边崩塌，仿佛她被困在永恒的此刻。
警官的这句话——“这件事不知该如何开口”——对李翊云这位广受赞誉的小说家来说，既是陈词滥调，又是无可否认的事实。失去两个儿子给她带来的悲痛无法用言语表达。震惊、痛苦、疼痛：任何接近的词语都感觉毫无意义。但李翊云知道，只有文字才能将她的思想与现实连接起来。
詹姆斯去世三个月后，李翊云开始写《自然万物只是生长》(Things in Nature Merely Grow)，这是一本关于詹姆斯、文森特，以及他们的生与死如何交织在一起的回忆录。在直接而无情的反思中，李翊云面对的不仅是失去孩子，还有语言的局限，因为她试图表达无法描述的痛苦。关于她所失去的，她能说出的最接近的语言是：她生活在一个深渊，一个黑暗的地方，没有光亮可以穿透。
“我想到的所有词语：其中许多不尽人意；有些被保留了下来，因为需要用这些词语为詹姆斯保留一个位置，”她写道。“言语或许是乏力的，但它们投下的长长阴影，有时却能抵达无法言说的地方。”
在某些方面，李翊云的回忆录是对有关悲伤的传统观念的激烈抨击。一开始，她就警告那些期待治愈或安慰叙事的人不要再读了：这不是一个关于克服痛失所爱或继续前行的故事。
“我永远都不想摆脱思念孩子的痛苦，”4月一个阳光明媚的日子，我们在她教授创意写作的那所大学附近的家中见面时，李翊云这样对我说。“这种痛苦永远在我的生活中，我不想做任何事情来减轻痛苦，因为减轻痛苦意味着这是一件坏事，是一种疾病或折磨。”
李翊云和她的丈夫——一名软件工程师——以及他们的狗昆图斯在家里。昆图斯是一只白色的贵宾犬，患有白内障，眼睛浑浊。他在孩子们分别七岁和10岁时加入了这个家庭；是文森特给他起的名字，在拉丁语中是“第五”的意思，因为他是第五个家庭成员。
李翊云给我泡了一杯绿茶，把我带到她家花园旁边那间阳光明媚的起居室，她在花园里花了无数的时间照料花草。她刚种下了一些秋天才开花的日本海葵，院子里到处都是生机勃勃的水仙花、风信子和郁金香。带着一丝自豪，李翊云说她已经种下了1600个球茎，令人欣慰的是其中大约一半已经发芽。她为低矮的玫瑰丛中鹪鹩窝里的雏鸟的命运担忧。“你就是会担心那些小鸟，”她说。
1972年出生于北京的李翊云有着一张圆圆的、显年轻的脸，说话温柔从容。虽然一上来会给人一种严肃理智的印象，但她经常会突然露出笑容，发出笑声。她开玩笑说自己游泳技术很差，钢琴也很弹得平庸，还温和地嘲笑那些她所谓的“银边人”——这些好心的熟人和陌生人试图向她保证，悲伤过后人生还会另有一片天地。
“人们总是说，你会克服这一切的，”她说。“不，我不会。”
李翊云告诉我，她经常感觉自己的处境使别人感到不舒服，尤其是其他父母。她也敏锐地意识到，她从容、安静的举止，以及她坚持自己日程安排的应对方式——在孩子死后的日子里，她直接回去教书和写作——这不是多数人心目中一个刚刚经历丧子之痛的人应有的样子。
“人们期望一个悲伤的母亲以某种方式行事，我从不认为我可以按照别人的说法生活，”她说。“人们期望你敞开心扉，展示你的脆弱，展示你的进步，这些都是我不会做的。”
与李翊云交谈时，最令人惊讶的也许是目睹她在两个似乎不相容的现实中生存的能力：一个是她生活在被她称为深渊的荒凉状态中，另一个是她在工作、友谊和婚姻中，在一些细微的瞬间和回忆中找到满足、娱乐甚至快乐。
“带着痛苦生活是可能的，你在日常生活中做一些事情，你在做园艺，你在听音乐，但你还在思考，”她说，她的声音越来越小，没有说出那些难以言说的东西。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