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07年蕾切尔·格雷入职谷歌软件工程师时，对于一名Noogler（谷歌对新员工的称呼）来说，那是一个美好的时代。
在加州山景城谷歌总部为期两周的入职培训期间，各种福利令格雷眼花缭乱。公司的自助餐厅有牛排有大虾，厨房里备有新鲜果汁，健身房提供各种免费课程。员工除了工资外，还有股票期权可以拿；你往退休账户里存多少钱，公司就再贴给你一半；还有装在信封里的1000美元圣诞奖金。
在入职培训期间给格雷留下深刻印象的，还有谷歌披露了数据中心服务器数量。“我见识了公司的透明度，”她谈到这些通常秘而不宣的信息时说。
这些年来，随着格雷晋升为软件工程经理，她的感受也发生了变化。圣诞奖金缩水了；公司不再像过去那样向员工大量公开内部信息；公司放弃了不将其人工智能用于武器的承诺；晋升预算枯竭，迫使她不得不压低手下员工的绩效评分，她形容这一过程“痛苦不堪”。今年4月，在入职将满18年之际，48岁的格雷辞去了她曾经的梦想工作。
硅谷巨头员工的生活已经不同以往了。而且是大不一样。
谷歌、苹果、Meta和网飞曾以高薪、豪华园区和自由的企业文化成为科技人才梦寐以求的归宿。如今，这些巨头已蜕变为臃肿的官僚机构。尽管其中许多企业仍提供免费餐饮和高薪，却在裁员时毫不手软，强制坐班并压制员工争议。
员工们感叹，现在是埋头苦干不要说话的时代。
“科技公司在免费午餐和高薪方面可能仍然是最好的，”格雷说，但是“恐惧指数已直线飙升”。
她补充道：“我想，有午餐吃但吓得要死，总比没午餐吃也吓得要死要好，但我不确定留在那里是否明智。”
谷歌发言人表示，许多员工获得了晋升，并且绩效管理体系已优化以奖励优秀员工。公司政策旨在激励员工专注工作，同时坚守谷歌的目标与文化。
随着科技企业膨胀，员工规模超越许多城镇，成本相应激增，审查也就随之增加。Meta、谷歌、苹果等企业在员工和公众质疑它们的权力过大时，被迫做出了改变。
转折点发生在2022年和2023年，埃隆·马斯克收购了Twitter（随后将其更名为X），并解雇了四分之三的员工；而Meta的首席执行官马克·扎克伯格在他所谓的“效率年”裁减了数千个工作岗位。谷歌和亚马逊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许多企业将责任归咎于疫情期间数字服务需求激增导致的过度招聘。
在此过程中，公司对员工的直言不讳变得不是那么宽容了。在员工抗议包括职场性骚扰在内的问题后，管理层重新强化了掌控。随着就业市场工程师的过剩，批评者很容易被取代。
谷歌首席执行官桑达尔·皮查伊去年在一篇博客文章中说：“这是一家企业，而非扰乱同事、制造不安的场所，亦非个人宣传平台或政治争论的战场。”
有人会说，这些变化只是让科技行业员工与美国其他企业员工趋同而已，在那些企业，员工习惯于完成公司的优先事项。
但生成式人工智能的兴起加剧了科技行业的这种转变，高管们表示，人工智能已经让一些工作变得多余。今年 1 月，扎克伯格称，他认为人工智能今年将取代一些中层工程师。马斯克则更进一步，他去年预测人工智能最终将取代所有工作。
“现在正在向着不利于科技工作者的方向发展，”推动行业经济包容性的非营利组织TechEquity的创始人兼首席执行官凯瑟琳·布雷西说。“公司有更多手段可以用来对付员工，而人工智能正在加剧这一点。”
帮助工程师发现并调试代码问题的旧金山公司Honeycomb的首席技术官利兹·方-琼斯表示，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被夸大了。但她警告说，五年后情况可能会改变。
曾在谷歌工作过的方-琼斯说，科技工作者可以阻止人工智能占据主导地位，“但我们都太害怕了，以至于只能顺从，训练自己的替代者。”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