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世纪50年代，当达赖喇嘛在逃离中国的迫害后开始建立流亡政府时，这位年轻的领袖将其成败寄托在一个长期令他着迷的理念上：民主。
这既是天性使然，也是一种战略考量。
在访问邻国印度时，他被这个新兴共和国的公开辩论文化所吸引。同时他也意识到，将过多的权力集中在一个人身上、令他同时成为西藏的精神和政治领袖是不妥的。
因此，几十年来，他逐步将自己的权力下放给位于印度喜马拉雅山区的民选议会，并于2011年彻底退出政治角色。据身边的高级僧侣和官员说，他相信，建立一个不依赖于单一领袖的稳固体制将有助于流亡藏人在争取自由与自治的努力中抵御北京的打压。
“国王和宗教人物的统治已经过时了，”达赖喇嘛在他放弃政治角色的那一年说道——这位在上周日迎来了90岁生日的精神领袖表示，“我们必须跟随自由世界的潮流，那就是民主。”
在刚刚过去的一周，达赖喇嘛似乎否定了他多年来提出的一些非常规想法，这些想法原本是为了防止中国政府在他去世后干预寻找继任者的过程。他重申将遵循传统做法，同时明确表示，只有他的办公室对这一过程拥有唯一权威。
分析人士表示，这几乎注定将引发一场争议——很可能会出现两个达赖喇嘛：一个由北京方面推举，另一个则由达赖喇嘛流亡办公室所承认。
达赖喇嘛所建立并巩固的制度化民主正是为这一时刻而准备的。
自2011年以来，约有14万名藏人流亡者（其中一半居住在印度）参加印度各地难民定居点以及全球各地的小型侨居社区举行的直接投票，选举出他们的司政。
司政领导着一个资源紧张的行政机构，负责管理学校、诊所、寺院，甚至包括农业合作社和养老院。
在达赖喇嘛为在海外保存藏人传统、抵御中国影响而进行的现代化努力中，这个历经半个多世纪构建起来的民主制度或许是最显著的遗产。
“即使在达赖喇嘛圆寂与其转世灵童被发现并培养期间的过渡时期，政治治理体制、抗争以及同样的民主制度也将继续存在，”藏人行政中央司政边巴次仁本周表示。
虽然这位精神领袖努力打造一个有韧性的行政机构，但中国可能会利用对印度和美国的影响力——这两个国家都是达赖喇嘛七十多年事业最坚定的支持者——试图削弱他们的支持。
今年，随着特朗普政府进行全球项目裁减，相关援助被冻结，流亡政府的脆弱性变得明显。流亡政府每年约4000万美元的预算中大约四分之一来自美国。
边巴次仁表示，流亡政府最近成功说服美国政府解冻了大部分资金。
“这确实影响了我们既定工作的推进——我们失去了六个月的时间，”他说。
印度也给自己留了余地，近年来在这一问题上处理得相当谨慎，以避免与中国的关系进一步恶化。
新德里正式承认西藏是中国的一部分。但在达赖喇嘛就其转世问题发表声明后，一位印度部长表示支持这一立场。
这位部长随后澄清说，他是在以一名佛教徒而不是印度政府代表的身份表态。印度外交部也发表声明称，印度在此问题上并未持立场。
在走访印度两个最大的藏人定居点——达兰萨拉（流亡政府所在地）和南部的拜拉库比时，人们对达赖喇嘛圆寂后过渡时期的焦虑情绪显而易见。
流亡藏人议会议员丹增晋达表示，他一直呼吁对可能存在的脆弱环节进行深入分析。
“在达赖喇嘛去世的情况下，我们对未来几年准备得有多充分？”他在9月达兰萨拉一次议会会议间隙说道，“如果你能提前预见这一不可避免的局面，至少你可以提前做好准备。”
当年，达赖喇嘛开始流亡几个月后，议会曾在一棵树下举行首次会议，如今这个拥有众多派别和团体的议会已经走过了漫长的历程。
议会由45名成员组成，每年召开两次会议——春季审议预算，秋季听取政府工作报告。除近十几位常务委员会负责人留驻达兰萨拉外，大多数议员在一年中的其他时间都有各自的工作，有些成员甚至来自欧洲和北美。
9月的会议期间，当议员们陆续走进这个小礼堂时，会先向一幅达赖喇嘛的大幅画像鞠躬，然后才入座参加当天的议程。达赖的身影也在整个辩论中占据着重要地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