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日本看上去就是一个不可阻挡的经济超级大国。它的公司正在超越竞争对手，大手笔买下洛克菲勒中心这样的美国地标。但在国内，政府已经发现了一场若隐若现、缓缓靠近的危机：生育率已降至创纪录的低点。政策制定者称其为“1.57冲击”，这个数字指的是女性在育龄期预计生育的平均子女数量。
他们警告说，如果出生率继续下降，后果将是灾难性的。税收会增加，或者社会保障资金会缩水。日本儿童缺乏足够的同伴互动。随着年轻劳动力的减少，社会将失去活力。是时候采取行动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日本推出了旨在刺激人们生育更多孩子的政策和公告。政府要求雇主提供长达一年的育儿假，提供更多得到补贴的日托，鼓励男性做家务和休陪产假，并呼吁企业缩短工作时间。1992年，政府开始向生一个孩子的家庭直接发放现金补贴（更早的时候是从生第三个孩子开始发放），后来又开始向所有孩子发放双月补贴。
这些都没有奏效。去年，日本的生育率为1.2。在东京，这个比率现在还不到1。日本去年的新生儿数量降至1899年政府开始统计以来的最低水平。
现在，其他发达国家正变得越来越像日本。根据联合国人口基金会2019年发布的一份报告，世界上有一半人口生活在生育率低于“更替率”（每名女性生育2.1个孩子）的国家。
面对气候变化、核灾难风险增加以及人工智能取代就业的前景，各国为什么要关心人口减少？在全球范围内，人口并不短缺。但极低的出生率可能会给个别国家带来问题。
联合国报告的作者之一、维也纳人口研究所副所长托马什·索博特卡做了一个粗略的计算来说明这一点：韩国的出生率是世界上最低的，每名女性生育0.72个孩子，1970年出生的婴儿是100万多一点。去年，这一数字为23万。显然，如果说2023年出生的每个人在他们的黄金工作年龄要养活四个退休人员，这显然太过简单化了。但索博特卡说，在没有大规模移民的情况下，这个问题“对韩国社会来说将会极其难以组织和处理”。
从意大利到美国，都出现了类似的担忧：老年人口的数量超过了劳动年龄人口；城镇人去楼空；重要职位空缺；商业创新步履蹒跚。移民可能是一种直接的解药，但在许多出生率下降的国家，接受大量移民在政治上产生了负面作用。
在欧洲、东亚和北美，许多政府都像日本一样推出了带薪育儿假、儿童保育补贴和直接现金转移等措施。根据联合国的数据，有意增加出生率的国家从1986年的19个增加到2015年的55个。
这个话题已经出现在美国总统竞选中，共和党副总统候选人JD·万斯谴责美国的低出生率，并为自己过去有关“没有孩子的爱猫女士”管理国家的言论辩护。万斯建议，提高儿童税收抵免，并表示他会考虑像匈牙利那样的政策，即对有多个孩子的女性征收较低的税率。民主党方面，贺锦丽提议为有婴儿的家庭提供6000美元的税收抵免。虽然贺锦丽没有把这说成是促进生育的政策，但它与其他国家的做法不谋而合。
支持者有时会说，如果提供带薪家庭假或免费日托，出生率就会神奇地飙升。但在大约30年的时间里，日本一直是这些举措的实验室——研究表明，即使慷慨的政策也只能带来轻微的增长。
经过多年的政治作秀和越来越多的政府倡议计划，现代家庭似乎不想扩大规模。“这些政策需要非常非常具有强制性，才能促使人们改变自己的偏好，”索博特卡说。“或者生下他们不想要或不打算要的孩子。”那么，什么样的措施可能会促使人们生育更多的孩子呢？如果什么都不起作用，又是为什么呢？
婴儿大萧条
有大量证据表明，政府的确可以改变生育率，但通常只有一个方向：下降。
在东亚，许多现在生育率极低的国家，曾经采取措施将生育率压低。三十多年来，中国一直实行独生子女政策。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日本鼓励广泛使用避孕措施，并实行堕胎非罪化，以减少人口。同样，在韩国，政府在20世纪70年代初将堕胎合法化，并且不鼓励家庭生育两个以上的孩子。
研究韩国出生率的弗吉尼亚联邦大学经济学副教授余明哲（音）说，他的母亲告诉他，“如果你带着两个以上的孩子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在社会上被认为是可耻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