科幻小说是构想未来的工作，但阅读中国的科幻领军人物韩松的作品，有时会感觉像是在阅读近代史。
2000年，他创作了一部描绘世贸中心倒塌的小说；2016年，另一部作品想象世界变成一座巨型医院，医生将人们从家中带走——这与中国新冠疫情期间的某些情况如出一辙。
对59岁的韩松而言，这仅意味着他在想象现代生活能有多黑暗或多奇异时，还不够大胆。
“当时我就这么写而已，我认为这个是不可能发生的，”他在谈及小说《医院》时说，书中所有人都沦为病人。“实际情况就发生了，几年之后，”他指的是疫情，“这也是现实比科幻更科幻的一个（例子）。”
过去四十年里，“不可想象之事如何成为现实”一直是韩松的创作主题。白天，他是中国国家通讯社的记者，记录着这个国家惊人的现代化进程；夜晚，他通过小说探索这种变革带来的迷茫。
他的故事凄冷、怪诞，画面感强烈：有些作品审视中西差距，如短篇《乘客与创造者》中，中国人崇拜名为“波音”的神秘神祇；还有一些设想中国取代美国成为世界超级大国；更多故事以地铁等日常场景为背景，上演食人或狂欢的荒诞情节。
在他的小说《2066：红星照耀美国》（其中包含世贸中心倒塌的情节）里，中国超越美国后不久，自身也开始分崩离析——他对所谓的“进步”始终持警惕态度。
太空旅行、人工智能等经典科幻元素虽有出现，但科学并非韩松的核心关注点。他更感兴趣的是人们如何应对新技术，以及技术所代表的权力与颠覆。
他曾表示，中国科幻比其他当代文学类型更执着于探索痛苦。
这种关注也源于个人经历：韩松自幼体弱，近年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他说，这让他对医学乃至科学改善人类的能力更加怀疑。
韩松在北京——他和妻子生活在这座城市——接受采访时承认，这种立场可能存在风险。他身形消瘦、说话温和，严肃的举止与作品中的黑色幽默形成反差。
“按照我们的标准，它就是一条路，按照设计好了，2035年是什么？2050年是什么？最后就到到社会主义的高级阶段、共产主义，”他指的是中国政府的五年发展规划，“但科幻里面的可能性就太多了。”
中国政府将科幻视为国家科技进步与全球影响力的体现。中国领导人习近平喜爱写了《地心游记》等名作的法国作家儒勒·凡尔纳。
国家电影局已承诺支持科幻电影作为软实力来源；近年来中国最成功的文化输出或许是刘慈欣的《三体》，该书已被改编为Netflix剧集。
韩松的写作更贴近过去的中国科幻的定位。20世纪初，中国知识分子开始翻译凡尔纳作品时，希望借故事揭示国家弱点、推动改革。
韩松并非异议人士：他曾获得中国科幻最高荣誉，领导全国科幻协会，同时还是新华社的高级记者——而新华社始终用激越的语调描绘着中国的成就，视其为必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