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月，X关闭了巴西业务，起因是一名当地高管因未删除某些内容而受到逮捕威胁。去年，加密货币平台币安的创始人赵长鹏对平台违反联邦反洗钱法的指控认罪。2021年，Twitter在印度的高管因政府希望删帖而面临逮捕。
上周六，在线通讯工具Telegram的创始人帕维尔·杜罗夫在法国被逮捕，这是法国对该平台涉嫌参与拥有并传播儿童遭性虐待图片等犯罪行为所做调查的一部分。
多年来，在西方民主国家，互联网公司的高管很少因平台上发生的事情而承担个人责任。但随着执法机构、监管部门和政策制定者加强对在线平台和平台上交流的审查，他们正在越来越多地考虑是否让公司领导人承担直接责任的问题。
杜罗夫上周末的被捕表明了这个转变已经发生，同时也提出了像Meta的扎克伯格等科技公司高管下次踏上欧洲土地时是否也会面临被捕风险的问题。
专家们表示，就目前而言，科技高管还不用担心，因为杜罗夫的这种案子可能是特殊情况。从历史上看，平台违规行为的责任者是公司，而不是个人。从法律上看，美国和欧洲国家因公司活动对拥有公司的个人提起诉讼的门槛很高，尤其是在美国，因为美国有保护互联网平台免于对平台上的有害言论负法律责任的《通信规范法》第230条等法律。
都柏林大学法学院副教授T·J·麦金泰尔表示，但在某些具体领域，尤其是涉及儿童人身安全方面，因网站上发生的事情追究网站高管法律责任的门槛正在降低。
去年，英国通过了一项网络安全法，如果科技公司意识到了其平台上存在危害儿童人身安全的内容，但未能系统性地将其删除的话，科技公司领导人将承担个人责任。即使是美国的第230条也不适用于某种形式的非法言论，例如描述儿童遭受性虐待的言论。
“这条主线有30年的历史，”麦金泰尔说。他说，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科技高管们通常不会为用户在他们平台上的行为负责，但这种做法目前正受到希望加强问责制的人的质疑。
现年39岁的杜罗夫尚未被正式指控犯有任何罪行，法国当局可能会将他拘留到周三。虽然法国当局没有提供具体细节，但他面临一系列与Telegram平台上的活动有关的潜在指控，包括儿童遭受性虐待的内容、贩毒、欺诈、洗钱、怂恿犯罪交易，以及拒绝与执法部门合作等。
专家们说，杜罗夫反权威的道德观让他本人成为打击目标，他认为政府不应该限制人们在网上的言行，除非在极少数情况下。与通常遵守政府命令的Meta、谷歌和其他在线平台不同，Telegram也曾因不与执法部门配合而受到法国当局的警告。
Telegram在杜罗夫被捕后表示，该平台遵守欧盟法律，并表示，“声称平台或其所有者应对滥用平台的行为负责任是荒谬的”。
科技公司正在密切关注高管可能面临的法律责任。今年，Meta成功争取到将首席执行官扎克伯格的名字从新墨西哥州总检察长对该公司提起的诉讼中撤掉，诉讼涉及该公司未能保护儿童的问题。
在中国、俄罗斯和其他专制国家，美国科技企业为了防止员工被捕，有时会将他们撤离。这些公司担心，员工将被用作筹码，迫使公司做一些事情，比如删除不利于政府的内容。
此前，仅在少数曝光的引人注目的案件中，科技公司高管被认为可能要对服务平台上的活动负有责任。1998年，在线服务公司CompuServe的前高管菲利克斯·宋姆曾在德国被判处两年有期徒刑、缓期执行，罪名是在互联网上传播色情内容的同谋。他后来被判无罪。2002年，雅虎前首席执行官蒂莫西·库戈勒曾在法国面临指控，因为有人在雅虎网站上出售纳粹纪念品。他后来也被判无罪。
2012年，Megaupload的创始人金姆·道特康姆曾被美国当局逮捕，因为其网站上有侵犯版权行为。2015年，名为“丝绸之路”的在线黑市创始人罗斯·乌布利希在美国被判有罪，罪名是为非法毒品销售提供便利。2016年，巴西曾短暂监禁了一名Facebook高管，因为他没有向一项贩毒调查移交WhatsApp短信通讯平台的数据。
杜罗夫上周末被逮捕这件事已超过了以前的情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