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二晚，吉米·坎摩尔重返荧屏，许多担心政府高压政治的美国人似乎松了一口气。
尽管坎摩尔的雇主迪士尼根本不该屈服于压力让这位脱口秀主持人停播——这是舆论的普遍看法，尽管商界领袖对总统霸凌行为的反抗来得太晚——这一点他们也承认，但美国企业界终归还是表明了立场。参议院民主党领袖查克·舒默在社交媒体平台X上写道：“这关乎为言论自由而战，反对唐纳德·特朗普的这些滥权行为。”
若以特朗普执政前八个月的情形为参照，迪士尼最初的屈服似乎更能体现这一事件的本质。毕竟，这绝非美国商界首次向白宫低头。
当特朗普首次发布行政令打击某家知名律师事务所时，该所立即提起诉讼，另有数家律所商讨联合应对。但到了次月，这九家大律所与白宫达成了协议。
当特朗普暗示可能解雇美联储主席时，一些华尔街的首席执行官还曾温和地提出反对，强调美联储独立性的重要。但在特朗普真的着手解雇一名美联储理事时，这些高管却神秘地沉默起来。（特朗普声称该理事涉及房贷欺诈，但她予以否认。）
即便是与美国广播公司(ABC)同属电视媒体的哥伦比亚广播公司(CBS)，在特朗普因一段看似寻常的新闻采访剪辑而发起诉讼索赔100亿美元（后来增加至200亿美元）后，一度展现出抗争的姿态。5月4日，《60分钟》的记者们毫无畏惧，还采访了一名民主党选举律师，他将总统比作一个索取“保护费”的“黑帮老大”。但两个月后，CBS的母公司还是选择了和解。
为何来自媒体、法律和金融领域的领袖人物，未能更有力地反抗许多业内人士所称的总统权力滥用？
恐惧是最显而易见的答案。他们害怕如若反抗会招致总统更猛烈的报复，甚至担心自己成为被针对的目标。
“那些宇宙主宰者和手眼通天的大富豪竟然如此懦弱，真是令人震惊，”曾担任企业律师和参议员幕僚，现为金融改革组织“更好的市场”负责人的丹尼斯·凯勒赫说道。“如果他们在美联储的独立性问题上都能如此卑躬屈膝，那么很明显，他们不会为任何事情挺身而出。”
纯粹的恐惧无疑扮演了重要角色。但似乎还存在一个更深层次的原因。抗拒政府胁迫往往需要集体行动：如果企业能团结一致，而非单打独斗，它们成功的可能性会大得多。“逐个对付单个企业很容易，”密歇根大学研究大企业的社会学家马克·米兹鲁奇在接受采访时说，“但如果它们作为一个整体来对抗你，你就无法得逞——他会拖垮整个经济。”
然而，在过去的几代人里，美国商界精英的文化和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变化。原本紧密团结的精英圈子已经瓦解，使得集体行动变得更加罕见，也更难实现。企业间的竞争愈发残酷。首席执行官们往往更关心公司的股价，而非其长远的健康发展，更遑论那种模糊的、出于公共利益的责任感。曾经把企业领袖们联结在一起的公民组织已被掏空，甚至彻底消失。
“在1950、60年代，发生这样的情况是根本无法想象的，”著有《美国企业精英的分裂》(The Fracturing of the American Corporate Elite)一书的米兹鲁奇补充道。但如今，“每个人都是自顾自的。”
股东资本主义的崛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商业世界是一个排外封闭、近亲繁殖的圈子，它的极致体现便是董事会——尤其是银行的董事会。为了掌握经济动向，美国各大银行的董事会成员囊括了来自各行各业的总裁。当这些高管们围坐在会议桌旁时，他们倾向于在所有大小事务上达成一致。
正如米兹鲁奇在书中写道，这些银行董事会“通过帮助塑造相似的世界观和行为模式，在一定程度上促成顶尖企业领袖群体中的规范共识与稳定性”。
这些企业高管们所拟定的议程往往远超各自公司的范围：在国内推动凯恩斯主义的经济政策，在海外反对共产主义，而最重要的是维护社会秩序。那是一种带有贵族气质的公共精神议程，建立在超越党派界限的共同利益感之上。他们通过各种组织和协会来推动这些议程，这使他们能够以一个统一的阵线采取行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