琳达·张（音）走进儿子的房间，坐了一会儿。在丈夫去餐馆上班，其他孩子上学后，她会时不时地去那里看看。
带法拉利标识的床单还在儿子的床上。任天堂游戏机的手柄在他的衣橱里。墙上挂着大象和蝴蝶的装饰画。
她的儿子彼得·王（音）在马乔里·斯通曼·道格拉斯高中遭枪击身亡后，她收到了许多悼念、礼物和绘画作品。这天早上，琳达·张指着一封装在镜框里的信。
“可能是佛罗里达州州长？”她盯着有参议员马尔科·卢比奥签名的一页说。还有一幅彼得的肖像，琳达·张说这幅画可能出自一位著名艺术家之手，但她不太确定。
“我的英语不好，”她用中文解释道。“彼得一直是我的翻译。”
六年前，在佛罗里达州帕克兰市的大屠杀中，17个家庭失去了亲人。如今，琳达·张和她的丈夫王孔峰（音）以不寻常的孤立状态在悲伤的荒野中穿行。帕克兰的其他家长公开谈论学校安全和枪支管制，竞选学校董事会席位，带头提起诉讼，成立基金会纪念他们遇害的孩子。在集体活动中，许多人找到了安慰和发泄沮丧的安全空间。
彼得的父母英语不流利，他们很难跟上这些对话，也很难采取什么能让自己发泄悲伤的行动。对于一些家庭来说，法庭是一个宣泄情绪的地方，而他们在法庭上则要依靠翻译为自己说话，并且靠翻译才能对诉讼程序有一个粗略的了解。
“我只想为彼得做点什么，”王孔峰说。“但是我们怎么做得到呢？我们不会说这种语言。我们不了解这种文化。”
善意的朋友和亲戚敦促这对夫妇继续生活，专心抚养他们的两个小儿子杰森和亚历克斯。但琳达·张和王孔峰并不确定继续生活意味着什么。他们不理会别人让他们去看心理医生的建议，这种做法在中国文化中仍被广泛污名化。
由于缺乏人际交往和安慰，王孔峰基本上沉浸在工作中，琳达·张则沉浸在自己的悲伤中。
“你可以看出，他们有很多东西想向世界表达，但他们做不到，”彼得的表姐陈琳（音）说。她在法庭上为王孔峰和琳达·张担任翻译，同时也是一名创伤心理治疗师。“这些负面情绪已经积累了很多，等它变得太大的时候，就会更沉重地击垮一个人。”
美国梦
2022年8月，琳达·张站在证人席上，当陈琳用英语为她宣读声明时，她强忍着泪水。
“我的名字是琳达，”在法庭上，陈琳读道，她的阿姨坐在她身边，浑身颤抖。“我是彼得·王的妈妈。写这封信是非常艰难的，因为我不知道如何用语言来表达失去大儿子彼得的痛苦。”
几个月前，检察官通知受害者家属，他们可以选择在对枪手尼古拉斯·克鲁兹的量刑审判中宣读影响陈述。琳达·张最初并不确定自己要不要做这件事。即使是用中文，公开谈论悲伤也会让人觉得很不自然。而且，这样的声明到底能够起到什么作用呢？
但在甥女陈琳和其他一些受害者父母的敦促下，琳达·张同意准备一些文字。她觉得以这种方式纪念彼得是对的。一天早上，琳达·张躺在床上，对坐在她旁边记笔记的陈琳说出她想说的话：
彼得是个完美的儿子。每个人都跟我说，我能拥有他是多么幸运。如今，我们家在假日里都是那么安静。
陈琳以阿姨的想法为指导，翻译并起草了这份后来在法庭上宣读的声明。
琳达·张还想让世人更加了解彼得，还有很多事情，她可以用自己的语言说出来。但现在，使用这种语言——这种她甚至听不懂的语言——就只能这样了。
对于琳达·张和王孔峰来说，英语一直是一个障碍。
王孔峰出生在中国南部沿海省份福建的农村，从小说普通话和福建方言。他不懂英语，但在21岁时，他决定搬到美国去找工作。
像许多寻求更好机会的福建年轻人一样，他付钱给蛇头，带他去了南美。然后，他和其他中国年轻人从苏里南出发，靠着乘船和徒步穿越中美洲，历经艰险。离开福建三个月后，他越过边境进入美国。那是1996年的事。
“我们那时候太年轻了，”47岁的王孔峰说。“不知道什么叫害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