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89年春夏之交由北京高校扩展到全国各行各业的和平集会最终在6月四日凌晨在军队的实弹镇压中落幕。究竟有多少人在那一夜失去生命，有多少人因此受伤，多少人在此后为当年的一腔热血而经历牢狱之灾，难以知晓。不仅当年集会学生呼吁的政治改革远未实现，而且，八九六四从此在中国的舆论空间变成绝对禁区。尽管流亡海外的当年的亲历者，或关心中国民主运动的中外人士努力在海外维持六四记忆，但中国政府对舆论的严格控制和为当年的镇压决定的辩解不仅为维系这段震惊中外的事件的历史记忆增加了难度，也令当年的亲历者与观察者反思这次付出了血的代价的运动时的不同意见交锋变得更加敏感。5月30日，多名八九民运的亲历者和观察者组织线上讨论会：“八九民运成败谈——纪念‘六四’36周年。主持会议的洛杉矶”六四纪念馆馆长王丹先生以及独立学者王超华女士在讨论会后接受本台电话采访，都从不同角度强调了不同观点交锋的重要性，也都认为，针对中国当前形势，有必要为可能的突发事件做准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