它从何处来？经过了三年多的疫情和数百万人死亡后，关于新冠病毒的起源仍众说纷纭、充满争议，一大堆分析和假说使用的事实，如同挂在有刺的黑暗树枝上的圣诞彩灯。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科学上称为SARS-CoV-2的病毒是从某种动物身上传给人类的，溢出地点可能是在武汉华南海鲜批发市场，那个杂乱无章的大卖场里曾有大量的各种鱼、肉，以及作为食材的野生动物出售。还有一种观点认为，这种病毒是在实验室里造出来的，目的是感染人类，给人类造成伤害，也就是说，它可能是中国人民解放军出资支持的某个“影子计划”设计的一种生物武器。第三种观点虽比第二种温和，但也牵涉到实验室的工作，这种观点认为，该病毒是通过位于武汉东部的中国科学院武汉病毒研究所的一次事故侵入首名人类受害者体内的，也许是并无恶意但鲁莽的基因操作使这种病毒对人类的危害更大。
如果这些可能性把你搞糊涂了，让你无法决定谁对谁错，对过于自信的断言持怀疑态度，或者你只是厌倦所有关于新冠病毒大流行的话题以及是什么不起眼的小东西引发了疫情，请放心，有这样想法的不只你一人。
一些持反主流观点的人说，病毒的起源不重要。他们说，重要的是我们如何应对病毒带来的灾难，及其继续造成的疾病和死亡。那些人错了。搞清楚病毒起源很重要。研究课题的轻重缓急、世界各地如何为未来的大流行做准备、卫生政策，以及公众对科学本身的看法，都将受病毒起源问题答案的深远影响，如果我们能够得出一个明确答案的话。
但许多可能提供答案的证据要么已经丢失，要么仍然无法获得。丢失是因为未能及时收集相关材料，无法获得是由于不合作和隐瞒，尤其是中国各级官员的不合作和隐瞒。
以自然溢出说为例，它假设病毒在华南市场某处从野生动物身上——可能是貉（一种似狐狸的犬科动物）或豪猪——传给了人类。为了验证这个假设，需要从市场上的貉、豪猪，以及其他关在笼子里奄奄一息、气数将尽的野生动物身上采集血液、粪便或粘液样本。对这些样本进行筛查，寻找病毒的踪迹。如果发现了病毒本身，或者至少找到了病毒相当大的基因组片段，就可以对基因组、包括与一些来自最早的人类病例的基因组进行比较分析，以推断人类是从野生动物身上感染病毒的，还是反之。
但现在已经无法这样做，因为该市场在2019年12月期间出售的貉、豪猪或其他野生动物已在2020年1月1日前全部被消灭。中国当局那天下令关闭了华南市场，没有对最可疑的野生动物进行采样的努力（至少没有这种报道）。
或以实验室制造生物武器的假说为例，伦敦《周日泰晤士报》最近发表的一篇文章提了这个假说。该文的两名《泰晤士报》记者引用了未披露姓名的“美国调查人员”，他们说，他们“仔细研究了截获的绝密通信”后得出结论，中国军方在支持一项将冠状病毒武器化的秘密研发项目。该文还认定存在一个研发相关疫苗的努力，以便在将致命病毒释放到世界后保护中国民众。这是个引人入胜的叙事。据其描述，改造病毒的工作在武汉病毒学研究所进行。两名记者们未透露他们的情报来源，也没有为证实他们的指控提供证据，但如果他们这样做了，这将是一个爆炸性的新闻。
再以实验室泄漏说为例，一些版本的泄漏说将矛头指向纽约一家非营利组织——生态健康联盟——以及该组织与武汉病毒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石正丽博士的合作关系。石正丽和她的团队从事冠状病毒研究，尤其是蝙蝠携带的冠状病毒，从鸟粪和来自动物身上的其他样本中提取病毒RNA片段（冠状病毒的基因组用RNA编写），偶尔也提取活病毒，然后将RNA片段像拼图那样排列出全基因组。他们做实验，有时将一种病毒的功能部分结合进另一种病毒的主体，以了解该部分在野生环境中有什么作用；他们发表科学论文，对哪些蝙蝠病毒可能对人类构成威胁发警告。要是石正丽领导的一名研究人员或技工在处理与SARS-CoV-2非常相似的病毒时意外感染了病毒，然后将病毒传染给其他人会怎么样呢？这个问题在新冠病毒大流行的最初几个月里先是以一种怀疑出现，然后变成一种假设，最后成了一种指控。
即使现在，支持这一断言和反驳该说法的争论仍很活跃。上个月，三名作者在Substack网站上一份名为《公众》的通讯中引用未具名的“美国政府官员”的说法断称，第一批感染SARS-CoV-2的人中包括石正丽实验室的科学家胡犇。这个说法意义重大，如果是真的将极为重要，但到目前为止，还没有证据或可确定的信源支持它。10天后，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按照三个月前通过的一项法律的要求）发布了一份解密报告，概述了美国情报界所知的武汉病毒学研究所与大流行起源之间的潜在联系。该报告得出的结论包括，武汉病毒研究所的工作人员曾与属于中国人民解放军的科学家在冠状病毒研究方面进行过多次合作，但（就现有证据而言）这些合作“不涉及有道理可能被认为是SARS-CoV-2前身的已知病毒”。
后来在今年7月11日，由俄亥俄州共和党众议员布拉德·温斯特鲁普领导的众议院冠状病毒大流行特别小组委员会召开了一次听证会，他和委员会的其他成员在听证会上盘问了科学家克里斯蒂安·安德森和罗伯特·加里，因为他们是2020年发表在《自然医学》(Nature Medicine)杂志上的一篇有影响力论文的作者。该论文的标题是《SARS-CoV-2的近端起源》。这次听证会的调子从其名字上就可预知：“对掩盖真相的近端起源调查”，听证会那天的记录都是指控和辩护，没有为病毒溯源提供任何新线索，更不用说确定的结论了。
即使对科学而言，即使对国家情报总监、对国会特别小组委员会主席而言，确定的结论也是一个难以实现的目标和一种高度非分的假设。哲学家们早已认识到了这点，小说家和诗人们也认识到了这点。“我有三种看法，”华莱士·史蒂文斯写道，“就像一棵树/上有三只黑鸟。”在这首诗中，史蒂文斯找到了观察黑鸟的13种不同方法。对SARS-CoV-2起源的看法至少也有这么多种，为了公正地对待这个问题，你需要像他一样，在脑海中同时保留几种可能性。
你如何看待黑鸟，或如何看待起源假说，可能与你自身的渊源有关。这是一个古老的真理，但我想起这一点是在与杰西·布鲁姆谈话的时候，他是西雅图弗雷德·哈钦森癌症中心的进化生物学家，在认为实验室泄漏假说值得进行深入调查的人中，他是资历最高的人之一。布鲁姆研究病毒的进化有两个原因：它发生得很快，因此可以解释普遍的进化；它对公共健康具有重大影响。
2021年2月，也就是疫情暴发一年后，当我与他交谈并询问病毒起源问题时，布鲁姆说：“我认为很多人都坚定默认了他们的先验信念。”研究人畜共患疾病（从非人类动物传染给人类的疾病）的科学家可能倾向于自然起源假设。而长期以来一直反对“功能获得”研究（探索潜在危险病原体进化能力的实验工作）风险的科学家可能很容易假设实验室泄漏。对高压、隐秘的中国政府抱有强烈看法的国家安全专家可能会倾向于中国有不法行为和掩盖事实的情况。
最近，布鲁姆告诉我，他自己的“先验”倾向是自然溢出。“但你肯定不会认为这是可能性高达99.99%的解释，”他还说，“也许还有其他可能性。”
这让我停下来思考自己的先验倾向。在过去的40年里，我写了一些关于自然世界和研究自然科学的非虚构作品，尤其是生态学和进化生物学方面。这40年的前半段，我的注意力主要集中在熊、鳄鱼和大黄蜂等肉眼可见的大型生物上，并关注亚马孙丛林和索诺兰沙漠等野生地区。1999年，我在执行《国家地理》任务期间接触到新兴病毒这一主题，当时我在中非森林的埃博拉病毒栖息地徒步10天。后来，我花了五年时间写了一本关于人畜共患病及其致病因子的书，其中包括SARS病毒，这是之前出现过的致命冠状病毒，现在通常称为SARS-CoV-1，出现于2002年，通过人类旅行者从香港传播到新加坡、多伦多和其他地方，让专家们深感震惊。科学家追溯SARS-CoV-1的源头是果子狸，这是一种像猫一样的野生食肉动物，在中国南部的一些市场和餐馆中作为食品出售。但果子狸被证明是中间宿主，其自然宿主后来被确定为马蹄蝠。
在动物身上出现危险新病毒的长篇史诗中，SARS的故事只是其中的一个章节。另一个是艾滋病毒进入人类并导致艾滋病大流行的惨痛故事——这个故事部分通过推理，部分通过分子证据而为人所知，源头追溯到大约20世纪初的喀麦隆东南部，可能在一次猎人捕猎时，人类和黑猩猩之间发生了血液混合。流感也源于人类与非人类动物的接触，通常来自野生水禽。澳大利亚的亨德拉病毒通常通过中间宿主马从蝙蝠传播到人类。在玻利维亚，会感染人类的马丘波病毒平时寄生于啮齿动物体内。在韩国发现的汉坦病毒以及在美国西南部发现的近亲辛诺布尔病毒也通过啮齿动物传播。在孟加拉国和一些周边国家的尼帕病毒来自蝙蝠。它通过蝙蝠粪便、唾液和尿液排出，从枣椰树采集含糖汁液是孟加拉国的习惯，当某些果蝠光顾这些枣椰树时，汁液被病毒污染，这些新鲜汁液被带到街上，出售给当地顾客，其中一些人死亡。这些例子以及许多其他类似例子都是我自己的先验经历，毫无疑问，它们确实让我倾向于自然溢出的说法。自然溢出经常发生，有时会带来可怕的后果。
在危险新病毒的历史上也曾发生过研究事故，而人们长期以来对此类事故的担忧构成了一些新冠病毒实验室泄漏假说支持者的先验倾向。这样的事故可能发生过数百起或数千起，具体取决于你对重要性的阈值设置以及对“事故”的定义。1977年发生的一次事件（有可能）再次引入了1950年代的流感病毒，导致当年的流感大流行，数千人死亡；2004年，小心谨慎的科学家凯莉·沃菲尔德在研究埃博拉病毒时被针刺伤（但事后证明她没有感染病毒）。同样是在2004年，即全球SARS恐慌发生一年后，北京一家病毒学实验室的两名工作人员分别感染了该病毒，总共传播给九人，其中一人死亡。此前一年还发生了另外两例SARS病毒实验室事故感染事件，一例发生在新加坡，一例发生在台湾。
2019年底第一批已知的“非典型肺炎”病例开始在武汉的医院出现，然后在2020年初冠状病毒疫情暴发，这个地点本身对于不同的人来说符合不同的先验倾向，人们要么选择自然起源说法，要么选择实验室泄漏说法。实验室泄漏的潜在关联是最容易注意到的：该市有一个研究机构，即武汉病毒研究所，其中有一个致力于冠状病毒研究的著名实验室。另一方面，武汉也是全国用于食品、毛皮和传统药物的野生动物的主要贸易枢纽（每年估计超过700亿美元），这些生物——连同其携带的病毒——在许多拥挤的市场出售。华南海鲜市场就是其中之一，位于或接近最早已知病例所在范围的中心。
那么，仅仅考虑这些情况，实验室事故比自然溢出更“可能”吗？在这两种情况下，中国政府的高压和隐瞒倾向在多大程度上限制了评估其中任何一种证据的可用性？由于目前还没有关于将SARS-CoV-2传播给人类的具体事件的明确描述，即使是专家，也被迫根据数据和环境将其观点限定为概率，这些概率受到对世界如何运作的先验信念的不同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