几十年来，提供政治庇护一直是美国讲述的国家故事的一部分。这种美国精神认为，作为一个西方民主政体，一个移民的国家，美国有义务成为那些因迫害而逃离祖国的人的避风港。
然而，从对二十多位移民律师、学者和前联邦官员的采访来看，无论谁在11月成为白宫的主人，2024年总统大选都有可能标志着美国人所熟知的这一庇护制度的终结。许多批评者、支持者、甚至普通美国人说，这个制度已经坏了——因为它已经转变成为某种与它的创始初衷无关的东西。
特朗普前总统和贺锦丽副总统在移民政策上的看法天差地别，然而两位候选人都表示会对庇护授予制度进行全面限制，表明这个多年来让美国在难民援助领域领导全球的长期承诺面临变革。
这种转变的起因是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对进入美国的移民产生担忧，而长期以来美国作为保护暴力或政治压迫受害者的希望灯塔形象将因此受到影响。仅去年一年，就有至少16.9万人在美国南部边境申请庇护，许多人发现自己越来越多地深陷于绝望、危险的境地，比如营地或拥挤的船只，而其他西方民主国家也在收紧其边境控制，专制政府的势力得到扩张。
特朗普在任总统期间大幅削减了接纳难民和庇护申请者的数量，并承诺如果再度当选，他会采取更严厉的行动，以抑制合法与非法的移民。
贺锦丽表示会继续拜登总统今年发布的行政举措，限制南部边境申请庇护的条件。这些举措进一步明确了民主党人对延续多年的庇护传统的否定，哪怕只是不久前，这样的转变对这个党都是不可想象的。
“无论谁赢得白宫，根本共识是在未来相当长一段时间里，限制庇护授予的必要性将一直存在，”拉美裔民权组织“Unidos美国”的移民高级顾问克里斯·拉蒙说，该组织的政治部门已经为贺锦丽的竞选背书。“这将是默认的政策立场。”
根据一个由条约和美国法律组成的制度，任何越过美国南部边境的移民都有寻求迫害保护的合法权利，这个制度源起于美国和欧洲在纳粹大屠杀期间未能向许多犹太人提供庇护。
美国的庇护和难民政策在冷战期间经历了许多演变，当时美国向逃离共产主义的人提供了优待。根据为这一程序提供了成文法基础的1980年《难民法》，法官只能向那些因宗教、种族、民族、政治观点或“某特定社会群体”成员身份而受到迫害的人授予庇护。上世纪80、90年代墨西哥和中美毒品战争升级——一定程度上是受美国毒品需求的推动，且参与其中的黑帮成员中有一些是被美国驱逐出境——庇护申请资格在移民律师的努力下得到放宽，将更多人包括了进去，比如家庭暴力和帮派犯罪的受害者。
一些观察人士认为，美国庇护制度的终结始于特朗普政府，这一届政府动用了几乎一切手段企图取缔它。特朗普和他的盟友增加了庇护申请者的举证责任。他们颁布新规，要求移民法官增加申请获批的难度。他们使用备忘录和法律机制来升高申请的门槛。2020年新冠疫情肆虐之际，他们援引少有人知的公共卫生规定，基本上拒绝了南部边境的所有庇护申请。
然而也有人说，这个制度早就应该做出反思了。
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法学教授本村宏（音）说，庇护制度几十年来一直承受着压力，而白宫和国会的应对一直都是限制准入，要么就是对庇护心存疑虑，往往会因此削减其经费。
“资源不足导致积压，积压导致人们觉得这个制度行不通，于是这就成了一种自证，”本村说，他认为庇护制度“急需改革”。
过去几十年里，民主党和共和党政府都承诺要彻底改革移民法律——但都没能做到，与此同时庇护成了许多移民进入美国的主要途径。
在经费匮乏、人满为患的法庭，庇护申请堆积如山。审核申请的程序“基本上已经崩溃”，据乔治敦大学法学中心教授菲利普·G·施拉格的调查，听证的平均等待期为四年。批评人士说，如此长的等待期促使人们纷纷在越境后自首，因为申请者在等待期间是有权在美国工作的，尽管据自由意志主义智库卡托研究所的统计，2024年庇护申请只有3%获批。
关于该制度的争论在2011年奥巴马任内变得愈发激烈，当时许多儿童为躲避危地马拉、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的贫困和黑帮暴力，在没有父母的情况下独自越过边境，这个趋势在2014年达到顶峰，有超过68500名未成年人被逮捕。在特朗普任内，这个数字再次攀升，在2019年前11个月，有72873名独自越境的儿童被捕，构成了又一场人道危机。
